道不在名，亦不在利，非恶于名与利也，为其一累于名利，则且将役于物而丧其所守，以至于犯非义。是以君子之与人，必观其能穷，而人之所以志于学者，必在乎能处穷，非穷能得道也，盖将穷而学，学而不至于犯非义，此道之所以得也。夫有所不为，然后能固穷。能固穷，然后能外名利而志于学。是以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称颜回。而回也屡空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。原宪累然处穷阎之下，子贡结驷连骑，排藜藿过之，一言之失，则终身愧耻。若子贡，亦可谓誇矣。然世之语学者，不与子贡，而与回、原宪，是恶乎名与利也。后之穷而能学，学而以文名者，莫如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、韩愈。考其言以观所行，无一不合于义者，非独文辞之工也。然仲舒困于忌，马迁困于刑，刘向困于谗，韩愈困于逐，四人者，皆不以贫贱易其志，困穷而改其操者也。故读其文，得其为人。唐之士以文取高位而贵显于时，如苏味道，沈佺期、宋之问、柳子厚之徒，不可胜数，然不役于道而役于富贵，故务得而不务学，能进而不能退。其文虽存于世，而学者以其人故莫之贵尚。是岂有恶于彼哉？夫人之为文，所以名言，而言所以行其志。志在于学，则其文理；志在于利，则其文浮。此其得失较然可见而不可诬者也。世之浮浅之士，急于功名富贵之途，而重有饥寒冻馁之患，辱身蒙垢，以求媚于世，何哉？余少而学，长而仕，非能忘名利者也，亦非穷而恶乎不穷者也，盖将穷而仕，仕而学，以期于不犯义。故集其所尝为文，而名之曰《固穷》，且以见其志尔。政和改元七月十日，丹山彭俊民序。

臣闻成汤祷雨之词曰：「士失职欤」？夫一士失职，何与于政事？而圣人以为忧，是以知至治之世，物物遂性。今陛下躬成汤之圣，则世宜无失职之士，此臣所以昧死以毕其愚者也，惟陛下幸赦之。臣九岁业进士，十七贡于礼部，二十又贡，然后学成而益穷，志勤而益困。方陛下建学以造士，甚盛德之举也。臣亟提所著书以愿入焉，会臣父官岳州，食贫口众，不能偕去，则使与其孥就食江南。及官荆州，则使臣如襄阳以入学。臣以去冬犯寒忍饥，携孥至京，而惫不能行矣。居京城几一年，义不苟取，又无他艺以为餍足之道，至饿不能出门户，况可远适哉！原宪瓮牖，仲卿牛衣，以臣方之二子，未为贫也。夫贫者士之常，臣亦何憾？然岁秋矣，天下之士皆得操觚秉牍，试于有司，而臣以流落故无所试其艺，其他固已息望，但比棘闱饮墨之人，尚不可得，此非近于失职欤？臣前居江南时，已不及预秋试，盖士抱利器以见试，尚惧不得，而臣不肖，六年不试其艺，其穷宜矣。退而惟之，当天子接千岁之统，求士如不及之时，人人得以自效，瘖聋跛躄亦各以其器食，而臣独不见试，是命也夫！虽然，《传》称尧曰「不废穷民」，古之圣人惟其加恻隐于穷失职之士，是以博施济众之效，后世不及，一夫不获其所，其臣犹或耻之。共惟皇帝陛下仁民爱物，度越尧汤，今天下大治，物物遂性，臣虽至贱，岂不得与一物之数乎！然而未获其所，愿陛下特诏臣附在京进士请解，以彰陛下博施济众，其度越尧汤如此。《书》云：「人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」。陛下其仁如天，则亦从民欲矣。士莫不见用于世，然臣愚切谓冒进于他技者，类非安分之士，而自称荐者决非立功之人。昔者贾谊愿试属国，终军请受长缨，臣之不肖，尝切陋之。陛下即诏臣试，固未必中，然臣得其分，臣其受宠多矣。如闻报罢，则信其命之穷，无所望于世矣，便当绝学捐书，为人耕田，时时击壤，为诗歌咏太平，仰事俯育，以俟没齿而已。愚狂无所知识，罪当万死。

唐白居易捃摭诸书事，提其要，区分汇聚，有益于世。或谓白公文采道德自足以托不朽，顾为此何欤？古之君子，学则与人共之，未有独善其身者也。且其大者尚将发明以示后世，况其细乎！使学者不执业、不佔毕而有博闻之益，此仁人之心也。由唐至吾宋几四百年，故事畔散不属。东鲁孔侯，宣圣之裔，中丞公之孙也，数试艺于有司，辄不售，退为新书，以仿白公之意。方侯著书时，士皆挟一经，不治他技，而侯独奋不顾，自诗、颂、铭、赞、奇编、秘录，穷探历讨，纤芥不遗，斯亦勤矣。书成而当建炎、绍兴之际，主上复古救弊，士知博学，孔侯之书如富家之储材，栋椽枅栱，云委山积，匠者得之，应手不穷，功用岂小哉！若夫贪多务得，晦而不出，幸人之不知以成己之名者，此侯之所耻也。余见侯临川，阅其书而善之。侯之言曰：「古之学者必世其家，吾惟宣圣之后，而子思《中庸》杂于大戴氏《礼》，及子高、子国始立训传，阙然至今，吾甚惧焉，于是缀缉，使无坠厥绪」。则侯之意，非独仿白公而已也，故余乐为之序。陵阳韩驹子苍。

天之生斯人，均是一气也。而人之有生，何其纷纷而不一乎！或聪明睿智而为圣，或修慎饬励而为贤，或顽冒庸妄而为愚。是三者，自孔子、子思、孟轲、荀卿、扬雄、韩愈皆为之说，学者尝闻之矣。孔子以为性相近，习相远也；子思以为天命者性，率性者道，性自诚而明，教自明而诚也；孟轲以为性之无不善，如水之无不下，人性善也；荀卿以为待礼义然后治，待师法然后正，人性恶也，其善伪也；扬雄以为修其善则为善人，修其恶则为恶人，性混善恶也；韩愈以为上者就学而愈明，下者畏威而寡罪，中人介上下之间也。性之为性者一，而说之如此，则学者将谁适从乎？舍孔子、子思、孟轲之论，亦莫之从矣。所谓性之相近，而习之相远，命之为性，而率之为道者，是性之可为善也。性之可以为善，信乎如水之无不下矣。非孔子、子思、孟轲之论，将谁从邪？昔之时，有以博士之学而言及于性，索求其端，而合于孔子、子思、孟轲之论者，可取以为性之说也。《抑》之诗有曰：「荏染柔木，言缗之丝。温温恭人，维德之基」。康成释之，以为柔木可弦为弓，言人内有其性，可以为德。此岂非善言性者耶？方其禀之于冲和，根之于至静，寂然而未动也，则贤之性亦近于圣之性，愚之性亦近于贤之性。及夫天理一动，七情相交，则遂以岐分而派别矣。或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；或勉而后中，思而后得；或不勉不思而无中无得，故谓之远也。恻隐之心，我固有之，推之足以为仁；羞恶之心，我固有之，推之足以为义；辞让之心，我固有之，推之足以为礼；是非之心，我固有之，推之足以为智。安有性之不可为德哉！自非圣人，必修之而后能也。康成之言，诚有合于孔、孟矣。

《太玄》本为拟《易》而作也，其文参之《易纬》以序卦气，准之《太初历》以考星度，盖少杂乎《书》而不纯于《易》，密于数而道则未也。夫《易》以八为数，而《玄》以九为数；《易》数始于一，一重之而为二，二重之而为四，四重之而为八，八重之至于六十四，而八八之数立焉，故曰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六十四卦。《玄》数始于一，一转之而为三，三转之而为九，九转之而为二十七，二十七转之而为八十一，而九九之数具焉。故自一玄分而为天地人之三方，方各有三州，三其三方而为九州；州各有三部，三其九州而为二十七部；部各有三家，三其二十七部而为八十一家。《易》以六画成卦，而《玄》拟以方州部家之四位，四位立而首成焉。自中至事为天玄二十七，自更至昆为地玄二十七，自减至养为人玄二十七，合三二十七为八十一首，以拟《易》之六十四卦。首下有辞，以拟卦之《彖》；首为有九赞，以拟卦之六爻。九其八十一首，则为七百二十九赞。赞下有《测》，以拟爻之《象》，为七百二十九《测》，《测》、《赞》之外又有《玄冲》，以拟《序卦》，《玄错》以拟《杂卦》，《玄数》以拟《说卦》，《玄摛》、《玄莹》、《玄掜》《、玄图》、《玄告》以拟上、下《系》。至于《筮策》，又以拟《易》之大衍。虚其一而用四十有九。《玄》则虚其三而用三十有三。大衍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坤之策百四十有四，合三百六十，以当期之日。积为万有一千五百二十，以当万物之数。而《玄》则以天数十有八，地数十有八，合三十六策，以律七百二十九赞，以当一岁之日。积为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策，以配万物之数。大衍揲以四，而《玄》则揲以三。大衍以七八九六定六爻而辨吉凶；《玄》则以七八九六定四位，而别休咎。与夫三摹之拟三索，三表之拟四象，一一与《易》相准，而犹以为未也。何氏《易纬稽览》创为卦气之说，以为起于中孚，而终于颐。六十卦，别以坎、离、震、兑四卦各主一方。卦中二十四爻，各主一十四气。其馀六十卦，有三百六十爻，主三百六十日。馀有五日，每日分为八十分，合四百分。又四分日之一，为二十分，是有四百二十分，以六十卦分之，六七四十二，卦各得七分。每卦得六日七分，以当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十之一之数。而《玄》则又从而参之，始于中首，以配中孚，而终于养首以配颐，凡八十一首，皆法卦气之次序，首以二赞当一日，凡七百二十九赞，当三百六十四日有半。又增「踦」「嬴」二赞，为闰馀之数，以天之太初，上九十一月甲子朔旦，冬至无馀分，又千五百三十九岁，甲辰朔旦，冬至，又无馀分，又千五百三十九岁甲申朔旦，冬至，又无馀分，又千五百三十九岁，复甲子朔旦，冬至，无馀分。而《玄》则又从而准之，始于中首冬至之节初一日起，牵牛一度，而终于养首之上九，以周二十八宿之行而为一岁。十九岁为一章，二十七章，凡五百一十三岁为一会，八十一章则三会。凡千五百三十九岁为一统。自子至辰，自辰至申，自申复子，凡三统九会，二百四十三章，有四千六百一十七岁，为一元。一章则闰分尽，一会则月食尽，一统则朔分尽，一元则六甲尽，与《太初历》相应，是《玄》之为数密矣。然密于其数，而道则未也。吾观其书，有如《中首》曰：「阳气潜萌于黄宫，信无不在其中」。而《养首》又曰：「藏心于渊，美厥灵根」。则天理始终循环无间之义，似亦察矣。然于《玄摛》有曰：「其上也垂天，下也沦渊，纤也入秽，广也包畛。其道游冥而挹盈」。又曰：「虚形万物所道之谓道，因循无革天下之理得之谓德。理生昆群兼爱之谓仁。列敌度宜之谓义」。又未能根极乎理义之大本，而不免乎老墨之指归。于《易》之宏纲大义，亦何所发明哉！况乎以周配复，以戾配睽，以上配升，以差配小过，以童配蒙，以增配益，以达配泰，以从配随，以进配晋，以释配解，以乐配豫，以争配讼，以更配革，以断配夬，以装配旅，以众配师，以亲配比，以盛配大有，以居配家人，以灶配鼎，以大配丰，以逃配遁，以永配常，以度配节，以减配损，以聚配萃，以饰配贲，以视配观，以晦配明夷，以穷配困，以割配剥，以止配艮，以成配既济，以失配大过，以难配蹇，以养配颐。徒区区为字训之模仿，而复拘拘于句法之循袭。《易》曰「幽赞神明而生蓍」，而《玄》则曰「昆仑天地而产蓍」。《易》曰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」，而《玄》则曰「风识虎，云知龙，贤人作而万类同」。《易》曰「辟户谓之乾，阖户谓之坤」，而《玄》则曰「阖天谓之宇，辟宇谓之宙」。《易》曰「乾确然示人易，坤隤然示人简」，而《玄》则曰「天宙然示人神，地他然示人明」。《易》之「元亨利贞」，万化之原也，故君子行此四者，曰乾元亨利贞；而《玄》配之以君子行此五者，曰罔直蒙酋冥。愚不知「罔直蒙酋冥」于「元亨利贞」之义何得哉？《易》之阴阳、刚柔、仁义，三才之本也，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而《玄》配之以「立天之经曰阴与阳，形地之纬曰纵与横，表人之行曰晦与明」。愚不知纵横晦明，于刚柔仁义之旨何有哉！其他效为「天为圜」等语，则有「为雷、为鼓」之辞；效「革去故，鼎取新」等语，则有「更造新，常因故」之说。效十三卦所取，则有衣裳圭璧掜拟之论。若此之类，不可胜数，而于《易》道初无一补。前不足以发往圣之心，而后不足以开来哲之耳目。子思氏之《中庸》，孟轲氏之七篇，所以与尧、孔心传千载，若合符契者，何尝必为如是之配仿哉！抑又多为誇张自赞之语，曰：「知阴知阳，知止知行，知晦知明者，惟《玄》乎」！又曰：「晓天下之瞑瞑，莹天下之晦晦者，惟《玄》乎」！又曰：「夫《玄》卓然示人远矣，旷然开人大矣，渊然引人深矣，渺然绝人眇矣」。殊非圣贤气象。此当时如刘歆者所以有「空自苦」、「覆酱瓿」之讥，而近世如东坡，如伊川，所以谓其道不足取与屋上架屋之诮。是虽侯芭之受桓谭之传，张衡比之五经，陆续推之为圣人，宋衷之训诂，范望之解释，王涯之纂述，司马温公之作书与拟，类皆随己之好，而终不足以厌服千万世学者同然之见也。

龙丘先生清过夷、齐，志慕原宪。都尉洒埽其门，犹惧辱之，何召之有（《御览》五百二引谢承《后汉书》，「龙丘苌，吴郡人。王莽篡位，隐居大山。更始时，任延年十九，为东都尉，折节下士。钟离意为主簿，自请召苌为门下祭酒。延教」）？

四年之秋，戎丑蠢戾，爰自西州，侵及泾阳，旧都惧骇，朝廷西顾。明诏不以臣愚驽，急使军就道。幸蒙威灵，遂振国命，羌戎诸种，大小稽首，辄移书营郡，以访诛纳，所省之费，一亿以上。以为忠臣之义，不敢告劳。故耻以片言，自及微效。然比方先事，庶免罪悔。前践州界，先奏郡守孙隽，次及属国都尉李翕、督军御史张禀；旋师南征，又上凉州刺史郭闳、汉阳太守赵熹，陈其过恶，执据大辟。凡此五臣，支党半国，其馀墨绶，下至小吏，所连及者，复有百馀。吏托报将之怨，子思复父之耻，载贽驰车，怀粮步走，交构豪门，竞流谤讟，云臣私报诸羌，谢其钱贷。若臣以私财，则家无担石；如物出于官，则文簿易考。就臣愚惑，信如言者，前世尚遗匈奴以宫姬，镇乌孙以公主。今臣但费千万，以怀叛羌。则良臣之才略，兵家之所贵，将有何罪，负义违理乎？自永初以来，将出不少，覆军有五，动资巨亿。有旋车完封，写之权门，而名成功立，厚加爵封。今臣还督本土，纠举诸郡，绝交离亲，戮辱旧故，众谤阴害，固其宜也。臣虽污秽，廉洁无闻，今见覆没，耻痛实深。传称「鹿死不择音」，谨冒昧略上（《后汉·皇甫规传》）。

故长陵令张楷，行慕原宪，操拟夷、齐，轻贵乐贱，窜迹幽薮，高志确然，独拔群俗。前此征命盘桓未至，将主者玩习于常，优贤不足，使其难进欤？郡时以礼发遣（《后汉·张楷传》）。

右《东家杂记》，孔子四十七代孙朝议公绍兴间所编。其后五十三世孙倅上饶，今年春同释奠于庙学，竣事出示，则旧板多漫漶，乃取而重刻之，庶自孔氏者皆与知焉。昔司马迁列《孔子世家》，汉平帝追谥曰宣尼公，迁史自有微意，不必论，若元始以后所以尊孔子者，非古矣。孔门之训，字为最贵。《春秋》之作，字而不名者仅十有二人；门人于孔子进而称子，不敢氏，退而称仲尼，不言子；《孝经》与《礼运》皆曰仲尼；至子思字其祖，孟子字其师之祖。而孟子亚圣，不得以字行相承。至汉初，未有轻以字许人者。新莽不知仲尼之称，尊无以尚，妄谥以宣，然尼之字犹未敢去也。及代崇褒典，则以累谥为重，王封为贵矣。靖康之祸，有欲发先圣墓者，虏酋粘罕问孔子何人，或对曰：「古之大圣人」。粘罕谓大圣人墓岂可发，故阙里得全。呜呼！此可以观世变，亦见天理在人心，虽异类未尝无也，因并识之。咸淳元年三月朔，朝请郎、知信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、节制军马、新除秘书丞冯梦得谨跋。